古代私人藏书楼与现代民间藏书

从结绳记事到刻木成册，从雕版刻印到电脑制版，人类社会从奴隶制社会起，使用不同的载体记录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，形成了浩如烟海的书籍。而中国历代的有识之士更为收集、保藏、使用这些图书费尽了心力。这其中，既有不同名目的官（公）藏机构，更有数不清的私家藏书。考其所为，可以说，众多的私家藏书在各类图书的收、藏、用等诸方面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他们收藏的图书无论从品种、数量，还是质量方面，都是历朝历代的官（公）藏机构所不能比拟的。到了信息高度发展的今天，仍然如此。所以我们研究图书馆与经济发展，对众多的民间藏书更应视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
从古代藏书楼说起 

据史家考证，我国的官（公）藏图书机构，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殷商时期，当时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，产生了一批脱离体力劳动的人，称为“史”、“巫”。他们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和重大自然现象，保管记载文字的各种载体。这就是官藏图书机构的雏形。但这种官（公）藏机构，充其量只能说是资料库，并无今日图书馆的意义。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，是在封建时代后期才出现的。

但是，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的征战，导致了封建政权的频繁更迭。官（公）藏典籍不可避免地流失到民间。而“士”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，也随着封建争霸对人才的需求而兴起。“士”们为了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霸主们所赏识和重用，既要努力地推销自己——通过著述宣传自己的主张，更要不断地充实自己——收藏、学习、研究各种文章、典籍……于是，中国的私人藏书便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先于图书馆产生了。成语“学富五车”便是这种学者们私人藏书的绝好写照。诸子百家的争鸣，众多典范的收藏与应用，无疑对我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
延至明清两代，我国的私人藏书达到了巅峰状态。历史学家吴晗说：“藏书之风气盛，读书之风因之而兴。好学敏求之士往往跋涉千里，登门借读。或辗转请托，抄录副本。甚或节衣缩食，恣意置书。每有室如悬磬而书充栋者，亦有毕生以抄书为事，蔚为藏家者……”①一些著名的私人藏书楼，如天一阁、峰云楼、曝书亭、传是楼及汲古阁、丛书楼、目耕阁、共读楼等，均为一时之盛，代表了封建社会我国私人藏书事业的鼎盛时期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这些私人藏书楼，虽然是私人典籍的收藏，但在封建社会里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这些私人藏书楼对典籍的保管作用自不待言，往往封建帝王为了某种目的也要向这些私人藏书家征集书籍。如清乾隆年间，为开《四库全书馆》，乾隆皇帝曾下诏广天下善本书籍，杨州富商、藏书家马氏丛书楼一次即献出藏书七百余种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央馆藏，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嘉奖。②这些藏书楼更重要的作用，是刊刻各类书籍，广为传播各类科学知识，促进了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如江浙及福建一带的诸多私人藏书楼同时也是私家书坊。他们采用影抄和刻版等方法，刊印了大量书籍，通过书商流转到全国各地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明、清以来，江浙一带经济上的富庶，是和文化上的繁荣分不开的。

 现代的民间藏书